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句出自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的名言，用在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择业观上也很贴切。上世纪9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许多新兴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当时人们一提起空中乘务员、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生、记者、导游等有着特殊服务对象的职业，就会联想到高薪、体面、稳定等令人羡慕的字眼。能挤入这些行业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有家人在这些行业中工作，自己脸上也感觉特别光彩。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变化，那些一度让人趋之若鹜的“金饭碗”，如今已风光不再，有些甚至沦为求职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泥饭碗”。回想当初，这些时代幸运儿们是如何端上“金饭碗”的？他们如今过得怎么样？又是什么原因让昔日的“金饭碗”褪去了耀眼的颜色？
褪色的金饭碗之空中乘务员
当年：地位、收入堪比明星
如今：勉强算得上中等收入
曾几何时，空中乘务员是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的特殊职业。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招收空中乘务员。那时民航局刚成立，周总理亲自指示要在飞机上配备女乘务员。经过学校推荐和层层选拔，16名北京中学生和两名民航局的女工作人员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空中乘务员，被大家称为“空中十八姐妹”。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航事业刚刚迎来发展的春天，普通人想买张国内飞机票还需要单位开证明，更别提坐飞机出国旅行了。因为乘客少，民航局对空中乘务员的需求也不大，而一般人又很难达到空姐空少需要具备的身高外貌、身体素质、英语水平等综合要求，所以民航局招飞小组很少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乘务员，大多是从在校学生中直接挑选。
刘海英（化名）就是这样被选入空姐队伍的。1988年，读高中三年级的她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身材高挑，人也长得好看，是不少男同学心目中的校花。一天下午，她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问她愿意不愿意做空姐。“其实我那时也不知道空姐具体做什么，模模糊糊知道是在飞机上工作。”海英回家跟父母商量，但父母对空中小姐的概念也一知半解，只听说是美女从事的光鲜职业。虽然做空姐意味着放弃考大学，但在当时人们眼中，空姐职业意味着高薪、风光和铁饭碗，绝对不用担心下岗分流，接触的乘客也是非富即贵。考大学还有考砸的风险，万一没考上，就业前景还不知如何。思来想去，父母同意海英去民航当乘务员。
海英回忆，同学们听说她被民航局招飞小组挑中参加空乘面试，“简直用看明星一样的眼神看我”。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面试过程：她和来自北京各中学的上百名女生被一辆大公共汽车拉去面试，在面试现场，考官拿着放大镜考查每个候选人的步态、皮肤。结果同去的一批学生只有不到10人通过面试，体检结果出来后，又有几个因为视力不达标被刷下，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个人。“那真是百里挑一，能被选中非常非常难。”
经过一年的培训，刘海英正式上岗了。回想起刚工作那几年的情景，刘海英觉得工作的性价比很高：“那时航班不多，工作也不太累。比如飞美国的航班十五六天才有一趟，到目的地还能休息几天。工资除了基础工资和飞行小时费外，飞国际航线还有驻外补贴，补贴费还挺高的。”虽然刘海英不愿透露具体工资数额，但据有关报道，当年一名空姐的税后收入能达到上万元。
1997年前后，驻外生活补贴标准的降低一下子将空姐的收入拉下一个档次。但对空姐的飞行小时并没有硬性规定，于是不少航空公司的空姐为了多赚钱，都愿意多排班。刘海英回忆，个别空姐每月能飞200小时，月收入可以维持在万元。后来，民航总局对空姐飞行最高时限进行规定：每月飞行时间最高不能超过120小时。这项规定出台后，空姐的收入再次被调低。随着航运市场格局的变化，空乘人员逐渐从社会高收入群变成了中等收入者。尽管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对空乘人员的需求增大，但这一岗位早已不再神秘，薪资待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
谈到现在空姐的待遇，已经当上乘务长的刘海英摇着头说：“勉强算得上中等收入吧。毕竟已经40多岁，劳动强度太大受不了。”她说，最早跟她一起来的乘务员大多转做地面勤务工作，很多已经做到管理职位。“像我这样还在客舱部飞的，已经非常少了。”
